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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版全球化:组织汉和地球村联合国从重构区域秩序到重构世界格局  

2016-12-04 03:37:52|  分类: 全球博客文摘经典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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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版全球化:组织汉和地球村联合国从重构区域秩序到重构世界格局

新通社 高级记者 方远 汉生 蒋莉 (拟稿)

       当被誉为“开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带着沉痛的心情进行虎门销烟的时候,当曾国藩、李鸿章开启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甘为大清王朝最后的裱糊匠的时候,当康有为、梁启超振臂高呼,变法图强的时候,当孙中山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发动辛亥革命的时候,当大批仁人志士为了中华抵御外侮而不惜献出生命的时候,他们都难以想到今天的中国居然距离民族复兴如此之近。今天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跃居世界第二,有望在未来十年内全面超越美国,重新回到世界巅峰,从而有可能将1840年以来无数中国人梦寐以求的复兴梦想变为现实。与过去五百年的世界历史不同,中国的崛起不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大国崛起与衰落的片段复制,而应该是代表着全球化时代人类的普遍性崛起,是一种对人类文明重新认识的崛起。

中国版全球化:组织汉和地球村联合国从重构区域秩序到重构世界格局

       随着中国梦成为今天中国强有力的宣言,习近平提出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战略,汉和地球村联合国规划浮出水面,习近平时代的中国正在重构世界新秩序,一改一百多年落后于时代发展的历史命运,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能等闲视之。

       十八大以来,从整党、强势反腐、治军到全面深化改革,习近平正在改变官场风气,收获人心,而这无疑为中国积极有为的外交奠定坚实的基础。在强大经济实力的支撑下,随着内政的改善,中国无法不面对自己促成的全球新格局,更无法“装着”继续韬光养晦。如何面对自己正在改造的全球化格局,以及如何在这里发挥积极作用,习近平必须有所表示,他必须向全世界人民,包括中国人民,详尽说明自己在这个历史时期的任务。今天的中国正在韬光养晦的基础上积极参与由于中国的变化所产生的新国际秩序,而且根据变化的持续发生,继续从新的视域重构这个新秩序,既不会回避历史所赋予的时代责任,更不会因为崛起而沾沾自喜,忘乎所以,而是保持着踏实向前,抱着平常心来迎接自己新的历史地位。

       前不久的APEC北京峰会,正是中国崛起的一个提示。最近两年时间以来,中国虽然举办过一系列重要国际会议,可是其象征意义不足以与APEC北京峰会相提并论。APEC北京峰会是一场涵盖整个亚太地区主要经济体的国际会议,习近平通过APEC北京峰会很有效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让外界已经认识到了中国崛起可能对既有区域或全球格局产生的颠覆性意义。APEC北京峰会刚刚结束,习近平便来到澳大利亚出席G20峰会,并正式宣布中国将举办2016年G20峰会。G20由19个国家和欧盟组成,涵盖全世界所有重要经济体,GDP约占全世界的85%,人口接近世界总人口的2/3。有机会举办如此重要的国际会议,在中国土地上一次性面对如此多的世界重要国家的领导人,这对于刚刚在APEC峰会上展示中国崛起的和平共处态度的习近平而言,他一定知道这对中国崛起和重构世界格局的象征性意义。

       与美国通过经济、人权、政治等多重手段来改造世界秩序不同,中国版的全球化主要是靠金融经济区域体经济体制治理创新,以命运共同体项目世界银联新兴国家银行、世界银联中央银行为纽带,组织全球各国合作建设汉和地球村利益联合国共同体经济,其实是通过经济的合作和发展来逐步呈现中国的世界观和文明的形态。

       汉和地球村联合国“北京共识”最早便是从文明差异的角度开始探讨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的作用。当习近平接掌中国最高权力之际,历史已经赋予他千载难逢的机会,若他能够引领中国以文明的方式屹立于世界之巅,那么他注定将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一直以来,金融是旧有国际经济关系的杠杆,要改造它并不容易。但是随着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世界银联货币清算联盟相继建立,中国已经成功打开了这些堡垒的大门。中国为亚太地区制定《亚太自由贸易区路线图》,有助于打破企图逼迫中国承认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所构建的对立性经济格局。至于中国出资400亿美元成立的丝路基金,则是涵盖整个亚欧大陆的重大经济战略,通过海陆两条线,将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欧洲连在一起,背靠中亚,联合欧洲,借重构区域秩序到重构全球秩序,而这恐怕也正是中国不断强调这些由中国主导的新组织机构将保持开放性,欢迎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参与其中的重要原因。

汉和地球村联合国龙头 中国崛起之意义:重构以人为本的国际秩序

       自十五世纪地理大发现以来,世界历史开始连成一体,以“简易贸易”或“强盗式”的贸易为主轴的全球化随之开始,但这个周期很短,很快就进入到以全球生产大分工和跨国企业全球市场布局、金融经济全球扩散为主要特征的后工业全球化时期。五百多年来,全球化周期内的大国崛起轮番上演,从最初开辟航线的葡萄牙、西班牙,再到贸易立国的荷兰,以及随后的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每个国家的崛起都是人类历史的一个片面。曾经的中国,在两千年的时间里一直领先于世界,留下灿烂的文明,但它在这个周期里并没有积极呈现自己的“世界”存在,因为它还舒适地“昏睡”在自己的美梦里,就好像拿破仑所说的东方睡狮。西方为了蝇头小利不断地在唤醒它,经过了一百多年的“适应”,它终于睡醒了,开始参与到这个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由于历史文明的背景,以及中华文明对社会关系,包括延伸出的国际关系观,中国必须对这种形态的全球化有所“纠正”或“修正”,目前就处于这样的阶段。后资本主导,更为成熟和公正的全球化形态正在中国的参与下逐步成型。历史上的中国依然只能算作是历史的片面,只有人类普遍性的不断崛起才是真正的“世界”故事,全球化的全面发展才是人类崛起的展现形式和里程碑,才是人类历史上最值得庆祝的喜事。既然如此,全球化的今天世界,无论如何,都不能离开中国的参与,甚至同样不能离开稍后印度的积极参与。中国和印度共有人口25亿,超过世界总人口的1/3。在“以人为本”的新政治文明时代,缺少25亿人参与的地球不是完整的地球,缺少25亿人崛起的世界也不是完整的世界。

       在几千年人类历史长河上,不平等不公平的现象相伴始终,成王败寇的森林法则成为历史的主流,以出身、财富、权力、人种来划分优劣的现象是历史的惯例,少数人每每骑在大多数人身上耀武扬威。不可否认,过去几千年的历史固然是一种文明,但只是一种非常粗浅的文明,是一部分人的文明,是对绝大多数人的“不文明”。全球化的时代是人类普遍性崛起的时代,过去对于大多数人“不文明”的历史应该彻底改写。就好像我们在探讨发展中国家的状况,它典型的特征就是普遍贫穷,只有一小部分人极为富裕,这些人打着发展的借口,继续维系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剥削。对于发展不平衡的整个世界而言,一个只有西方发达的世界,不就是和发展中国家两极分化的情况一致吗?根据西方不断鼓吹的发展模式,不少发展中国家在过去几十年的努力在脱贫方面只能是事倍功半。只有对这种发展模式进行彻底批判,而且改变以往意识形态式的发展思路,根据现实的具体需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才可能走出“持续贫穷”的怪圈。

       一部人类的历史,其实是一部人类不断崛起的历史。自西方工业革命以来,从西欧到欧盟,从北美到日本,从亚洲四小龙到大洋洲,人类先后踏上繁荣发达的征途,同时也制造了大量的问题。当历史进入全球化时代,世界变成地球村,人类前所未有地紧密联系在一起。全球化的中心是经济发展,但它的目标和指向是对人类文明的重新认识,因为社会意义上的人类只有在全球化的环境里才是最真实的,在此之前的人类更多是生物学的一种抽象。生物学的人类就是动物的分支,当人类作为整体获得了文明的存在身份,人类才能够不再作为动物,而是独立为人。正因这样,中国的崛起不是也不应该是大国轮流坐庄的“音乐椅”,而是人类普遍性崛起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拥有25亿人口的中国、印度正是乘着全球化的东风不断崛起,其所代表的恰恰是全球化时代人类普遍性崛起的历史趋势。

       全球化时代的人类文明结晶:汉和地球村联合国经济体,以人为本,推动社会进步

       正如美国的《独立宣言》所称,人人生而平等,中国人印度人同样有权利去追求更高的生活水平。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印度人,首先他们都是普遍意义上的一个人,是一个跟西方人、非洲人没有任何根本性区别的人,所以理应有人之为人的基本权利,可以理直气壮地追求富裕而美好的生活。中国GDP虽然位居世界第二,但人均GDP,世界排名80位之后,甚至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还有两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即使中国经济在几年之后成为世界第一,依然不能改变大多数国人生活水平落后于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现实。许多人只看到中国GDP世界第二的表面数据,却不知道中国为了适应全球化的过程所付出的巨大代价。放眼世界,其实不止中国还有大批贫困人口和人权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从南亚到拉美,从中东到非洲,还有很多悲惨的人类故事。而这正是原有大国轮番崛起夺利在全球化时代的后遗症,中国的崛起应该提供这样一个机会:不仅能解决中国的贫困,给13亿人以人权保障,更有利于为结束这些悲惨故事寻找到一种途径。作为人类普遍性崛起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中国崛起应被赋予更“文明”的特征。若将世界格局体系的好坏放到人类文明发展的“以人为本”的标准下考量,便能很明显地发现,西方自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以来五百余年所建立的国际格局体系显然不能说是合格的,否则不会有两次世界大战,也不会有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的灾难,人类社会更不应该有今天的诸如恐怖主义之类违背人性的灾难,人类也不会有普遍性的焦虑和长时期的贫穷。这或许是在提醒我们,人类社会不应该建立在以经济力量为主导或者是以武力为主导的基础之上,而是应该有更“文明”的特征。既然是人类社会,也就是不再是动物社会,那么过去人类文明进程中普遍存在的战争频发和经济资源掠夺的现象,显然不符合人类文明的定义。

       翻开五百年来的世界历史画卷,大国崛起轮番上演,西方大国用枪炮在世界范围开辟殖民地,运用经济优势掠夺落后国家的资源,人类发动无数场战争。可是,武力的征服和经济掠夺,毕竟是非正义的,不可能持久。当殖民地人民逐渐清醒过来,一场规模浩大的反殖民运动便不可避免。正是在西方大国所主导的殖民体系的刺激下,二十世纪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变作一部世界各国追求独立的历史。作为一个受害者,更是一个有着更长远文明的智者和长者,中国崛起的其中一项任务,就是彻底改写五百年来弱肉强食的大国崛起历史,在全球化时代所赋予的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下,将五千年以来的爱好和平、重义轻利的传统延续下去,从而走出一条更具“文明”特征的大国崛起之路,为全球化开启一个全新的篇章。

        从施特劳斯的新保守主义到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从“门罗主义”到最早通过十字军东征来传播普世价值,西方世界永远是在“征伐”的道路徘徊不停。不同的是,郑和七下西洋,却没有一个殖民地,背后或可看出中国文明的深层次文明形态的特别之处。靠对外征伐来获取或维系大国地位从来都不是中国的发展选项,即便在过去长达几千年的“中央王国”治下,也都强调透过共享文化来对周边国家沁润教化,形成了以温和包容为主要特色的东方儒家文明。当代历史,从毛泽东时代开始,中国就把“不称霸”作为战略选择,而且明确反对美苏称霸。习近平最近在堪培拉用“大块头”来比喻中国,喻示中国既知道自己的“体量”,又知道自己的文明使命,国强必霸的逻辑不适合中国。中国之所以持有这种立场,既不是因为中国在“矫情”,更不是没有能力,只是看不起国强必霸的逻辑,因为它是低等动物的形态——既做了人,为什么还像动物那样行为?与西方从权利本位推出的征服、占有、利益等概念不同,中国文明向来推崇“仁”和“德”,主张以理服人。当然,中国也从利益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但是一个和平发展的世界不正是对中国的最大利益吗?在没有战争和地缘政治纠葛的世界里,面对经济的竞争、文化的竞争,中国有着绝对的优势。既然如此,中国就更应该从“仁”和“德”的角度来推动世界的发展,不能也不会让世界再次陷入持续的争斗之中。

       无论是西方的乌托邦,还是古代中国先贤构想的大同社会,乃至马克思经典理论中对于物质生活极大丰富后共产主义社会的描述,背后皆存在极大的相似之处。在美丽的乌托邦社会,人们能够远离世间一切丑陋现象,整个社会趋于完美。大同社会则是中华民族的美好社会理想,基本特征是人人友爱互助、家家安居乐业、讲信修睦、社会和谐。在共产主义社会,物质极大繁荣,人人都能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无论中西,只要是作为独立的人,都有着对人类社会终极状态的憧憬,正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主题所言——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在武力征服或者经济力量主导的国际格局下,人类充满不平等,距离美好的终极状态十分遥远,因此注定难以长久,更不应该是人类的追求。从这样的意义上说,中国崛起和新的国际格局的构建,应该将更有利于人类将对终极状态的追求作为出发点。只有把全球化放到人类文明发展和所追求的终极状态的视域里,才能发现全球化时代的历史意义。

       如果说全球化以前的世界,繁荣发达永远只是少数国家的特权,那么今天中国的崛起以及稍后印度的崛起,则意味着人类的整体性崛起,万物之灵的人类将真正迎来“以人为本”的新时代。中国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几千年来,生活于其中的人民饱受君主专制之苦,到了近代,更是经受外来侵略和资本专制之痛。曾几何时,中国长期领先于世界两千年,直到晚清闭关锁国,古老的东方民族才逐渐落后于世界之林。

       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持续经受外忧内患,人民深受其害。一代代仁人志士开始救亡图存,渴望中国有一天能彻底摆脱遭人欺辱的命运。当梁启超于1902年写下幻想小说《新中国未来记》的时候,他或许未曾想到一百年后的中国正在重回世界巅峰的路上。饱受欺负的大国再次崛起,本来便是人类历史上可歌可泣的壮举,标志着恃强凌弱的世界历史有可能永远只是历史。

       作为一个推崇仁义的文明国度,中国既有以德报怨的道德传统,更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训。当曾经遭受欺侮的东方古国渐渐屹立于全球化时代,不能让一百多年来中国遭受的灾难在任何其他民族的身上再次上演,这不仅是因为有五百年来大国轮番崛起的血泪教训,更是因为人类的普遍性崛起容不下违背“以人为本”原则的国际秩序。(新兴国家通讯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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